4 月 18 日，健康中国国际公共卫生管理培训研讨会面向全国和全世界直播。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世界着名 SARS 和 H5N1 研究专家 Ab Osterhaus 等多位国内外专家参加了本次直播。

以下属性根据本次研讨会线上会议直播整理。

上海有效控制疫情发展，有赖于早期对所有疑似病例进行检测

张文宏主任： 上海之所以能非常好地控制疫情发展，是由于它在早期就对所有的疑似病例进行了检测。上海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做了详尽的患者追踪，包括疑似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和武汉到上海的人员。

最近上海面临着境外输入的病例，大概有三四百例。我们依旧在严格地控制疫情的进展，希望能在早期就将疾病进行控制，尤其在轻症和中症的时候，一定要阻止他们向重症和危重症发展。

如何降低新冠肺炎的病死率？ 最主要、最关键的不是怎么治好重症和危重症的患者，而是应该在早期阻止疾病的进展， 不要让它发展到中后期。一旦新冠肺炎患者到了中后期呼吸衰竭的状态，那么我们治疗的成功率就会大幅度地下降。所以，阻止新冠肺炎患者疾病的进展最为关键。

另一方面 ，如果有很多重症和危重症的患者，那就需要有足够 ICU 的床位，对我们来说负担就很大了，在上海我们没有那么多 ICU 床位。如果这个疫情在未来几个月还有高峰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准备好我们的医疗资源，准备好重症资源，这样子才能够更好地面对这些境外输入的病例。

很多患者不是直接死于新冠，而是合并症致死

李太生教授： 就像张文宏教授所提到的一样，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是需要足够的 ICU 床位，我们的协和医院在同济医院建立了一个临时的 ICU 病区，主要负责治疗重症和危重症的患者。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没有经验来支持某一种药物特别地有效，对于重症和危重症的患者采取各种支持治疗、抗凝治疗、抗病毒治疗来进行救治，一定要早期根据各项指标来干预。

在阻止病情进展上一定要闯过几个关：其一，提前预测患者可能会加重。李兰娟士曾说过在新冠患者有一个时间窗口，部分患者发病第二周起会突然病情加重。除了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外，一些年轻人病情也会进展， 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和预警。其二， 一旦病人需要气管插管，一定要赶快上。 气管插管之后，一周左右就要开始注意合并感染的问题。

王贵强主任： 支持治疗对于降低死亡率和阻止疾病进展都很重要，量变可能引起质变。一些有合并症的患者不仅受到新冠本身的影响，还受到合并症的影响。 有很多患者都不是直接死于新冠，而是合并症导致的死亡。 所以在新冠疫情早期，多学科的联合诊治也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仍有大量感染者未被检测到

Dr.Steven Gordon 教授：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对新冠肺炎患者检测的不足，我所在的克利夫兰医院还可以收治有住院治疗需求的患者，能承担新冠肺炎患者的就医压力。但从我个人作为医务人员的判断来说，目前美国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检测不够，肯定还有大量的新冠感染者没被检测到。

因为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多样，除呼吸道症状外，还可能表现为消化道症状，这给检测、分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要抑制疫情就一定要对这些病人全部检测。我们会根据新冠肺炎患者病情的轻、中、重程度进行分级诊疗，并且尽量把他们入组到临床研究中。

Dr.Lou Ann Bruno-Murtha 教授： 我认为医疗资源的短缺是对医疗机构的最大挑战。无论是个人防护物品，如 N95 口罩，还是辅助呼吸设备都要反复消毒重新利用。我们现在已经和新冠肺炎抗争几周了，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无论是医疗的质量还是救治的效果，都较疫情初期有所提升。

在面临医疗机构的资源不足时，我所在的医院并没有建立类似于方舱医院这样对轻症患者收治的临时医疗机构，而是建立了一个呼吸门诊对新冠患者进行分诊，嘱轻症患者回家自我隔离休养。现在看来，在家自我隔离可以大大降低医疗系统的压力，但这种方式是有一定风险的， 可能出现直接传播的案例，导致社区的聚集性传染。

欧洲：各国政策不同，对疫情认知态度差别大

Dr.Ab Osterbaus 教授： 欧洲的抗疫情况也很复杂，正面临着严峻的疫情挑战。中国的早期筛查、早期隔离、早期治疗的策略是很成功的。我们的当务之急也是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全部检测， 但现在由于欧洲各国采取的政策非常不一样，不仅隔离政策难以实施，甚至还有聚众娱乐。 欧洲国家怎么样去坚持住强有力的封锁手段，医院怎样控制进一步感染、在 ICU 怎样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一点点解决。

不同的国家面对的疫情挑战不同，但有些经验是共通的，各个国家间一定要多交流，相互学习，这样新冠肺炎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才能进一步地下降。

Dr.Katharina Janus 教授： 我首先想到的是，公共卫生突然成为了最炙手可热的明星，这是公共卫生最受关注的时候，公众迫切希望公共卫生专业能给出这次新冠疫情的解决办法。但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努力去实现。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加上欧洲国家的众多，所以在认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性和对待它的态度上就差别很大。 中国的各种卫生政策我们是要去学习的，但怎么学习和怎么实施还要再协调。

欧洲的公共卫生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去理解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要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有些经验在我们这并不能大范围地实施。我们会有不同的困难，或许也会有不同的机遇。

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仍待解决

胡善联教授： 我考虑了三个问题。第一，怎么样加强公共卫生的治理和提高我们的能力；第二，如何加强公共卫生国际的合作研究，因为现在所有的传染病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置身其外，这就需要各国之间加强合作；第三，通过这次疫情，我们认识到要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卫生经费的筹措和资源的分配。我们国家的政医保保障了我们的医疗救治，这是值得赞扬的。

陈耀龙教授： 2020 年才走过了四分之一，但它已经被载入了人类发展的史册，未来可期，但也事事难料。

一方面，政治、技术、文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初显成效，但是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袭来。 慢病的防控尚没有找到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新发传染病又层出不穷。 可靠的、高质量的医疗信息正在萌芽，但是却已经被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虚假消息和谣言所湮没。

新冠肺炎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亡，这令我们感到悲伤。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积累专家们宝贵经验，投身到第一时间加速生产、合成、转化和应用高质量的研究证据中，为我们人类战胜病毒和解决其他公共卫生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薛澜教授： 我主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拆解成小问题就是风险认知、选择决策和调动资源这三方面。

这一次新冠疫情的应对，中国目前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情况我想做一下评述。

第一在风险认知上，虽然在科学研究方面应该说是非常快、及时把基因测序完成，但对新冠疫情特点的判断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第二，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作出决策，我觉得这一点中国政府、中央政府可以说是非常果断地作出对策，包括武汉封城，我觉得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为中国应对这场重大事件赢得了先机。

第三关于调动资源上，从武汉起初应对的阶段还是有一点没跟上形势。最后在全国动员的情况下，应该说我们还是能够把需求满足。 对任何一个国家，即使中国这样的大国，满足峰值需求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也恰好说 明，全世界各个国家在应对这种大危机前提下，一定要共同地合作来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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